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译文
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的事件。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敌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做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有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
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全文紧扣“雨”字，先从亭的命名缘由写起，接着记叙建亭经过，然后点出主题（雨与国计民生的关系），最后以歌咏作结，不仅显示出逻辑推理的力量，而且避免了行文的枯燥无味。
详略得当，疏密有致。文章第二段写降雨经过，先以“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寥寥数语，描绘人们急盼下雨的心情，然后不厌其烦地描写下雨的经过。雨量由小而大，人们的心情由“未足”到大喜；三个排比句，表现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忧者以乐，病者以愈”两句，欢快之情达到高潮。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
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
中国封建时代，为官者建亭供游乐本是常事，更何况苏轼这样一位为政清廉，崇尚节俭的官吏，断不会建豪华的丽亭美池。“喜雨亭”不过是一个供休息的场所而已，一个极普通的亭子，然而，苏轼却巧妙地将建亭与“喜”与“雨”联系起来，眼界大开。作者以其灵活多变的笔触，生发出许多联想，使文章纡徐委备、立意奇特、耐人寻味。苏轼新建亭本不足怪，便因与人民优患相关联，“亭”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
全文以此为契机，写来思路开阔，浮想连翩。通观全文，作者以“亭”、“雨”、“喜”为线索，把优民之所优，乐民之所乐作为旨归，熔铸成章，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这篇散文紧扣“喜雨亭”三个字来写，或分写，或合写，或引古代史实来烘托，或用主客问答来渲染，思路开阔，传达出一种情不自禁的喜悦之情。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第二年修建此亭，恰逢喜降春雨，于是命名为“喜雨亭”。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文章句法灵活，笔调活泼，在风趣的对话中轻松含蓄地发表见解，给人以举重若轻的感觉。